• 放下“照妖镜”的社会学研究 - [严肃]

    2013-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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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同学裴谕新最近将她的博士论文翻译成中文并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她的著作最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这本书名为:《*望都市——上海70后女性研究》。考虑到我几乎是目睹这这本书从无到有、历经长达十年酝酿期的见证者之一,为她写一篇书评几乎是义不容辞的分内事。但看了该书的三篇高屋建瓴的序言,学术意义阐述得十分到位,我发现我如果对此再说什么,只能是画蛇添足。所以,我想了想,不如从较为私密的个人层面和较为真实的心理层面来发散性地谈一谈吧。

     

    曾几何时,一些所谓的社会学研究让我倒尽了胃口。     

    回顾起来,社会学最初吸引我的主要是各种思潮及其深刻洞见。举一个例子,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指出社会行动的本质是其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义,那么研究社会学的方法就不能借用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方法,而只能是理解和说明。然后,他将社会行动分为两大类四小种:目的合理性行动与价值合理性行动为理性行动,情感行动与传统行动为非理性行动。

    以前的我觉得,相对于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中简单地将人按照社会统计特征进行归类、从而使人的个性丧失和淹没于宏大而端庄的正态分布曲线或饼状图柱状图折线图之中,这种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无疑已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起码关注到了人的精神内涵、动机和情感。

    当年我有位师兄,陷入了较为复杂的情感纠葛事件。多年以来,他一直很理性地总结自己经历的是“结构性烦恼”,似乎这样就可以将个体的小烦恼上升到社会现象的高度,从而消化掉可能存在的内疚感和负罪感。当我们谈及其他任何较为个人的烦恼或喜悦时,也常常有意无意地将之上升为“结构和解构”分析模式。因为“解构”是当年最为流行的后现代学者德里达提出的概念。此外还有一个类似的相关概念,叫做“建构”。我完成于1996年的本科论文写的就是结合皮亚杰的建构理论分析儿童玩具的应用。

    当年的社会学系学生言必称“福柯”,这也是一种业内时髦。福柯的名言很多,比如他说,没有见到权力不会扑上去的人。不过福柯并不是将“权力”看作一种形式,而将它看作使用社会机构去表现一种真理而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方式。比如,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就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权威地说出别人是什么样的和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真理(其实是在某一历史环境中被当作真理的事物)是运用权力的结果,而人只不过是使用权力的工具。

    这样看来,社会学知识本身也是一种“权力”,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去说“什么”和“为什么”的人只不过是使用权力的工具。挪威学者托马斯-埃里克森将这种令人厌恶的工具化研究方式称为“社会学主义”。

    很多人都是令人扫兴的“社会学主义”者。比如,有一位很有个性魅力的朋友取得了不俗的工作成就,一些所谓的朋友会貌似客观理性价值中立地分析他的“社会统计特征”:快三十岁了,在重男轻女的农村长大,家里人均年收入较低,长得也差强人意,只能寄托于工作了……。似乎只要被社会学“照妖镜”照一照,无人可以逃脱被肢解的命运。

    同样,手拿这面“照妖镜”的人也心知肚明,自己是什么“货色”,这难免也会成为伤害自己的“软刀子”。

    当然,学者既然掌握着知识这种“权力”,也会运用这种权力保护自己。比如,保罗-福塞尔在风靡一时的《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中,很“社会学主义”地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这让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对号入座,努力让自己与“高级”、“高品位”贴近。可是,作者自己属于哪个层级?他很狡诈地为自己另外划出了一个超然于这个等级结构之外的类别,他是研究者、旁观者,有权不用照妖镜照自己。

    虚伪的学者。

     

    不过,仍然还是有两种社会学研究比较能够吸引我。

        一种是具有高度解释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架构,比如从拉康到鲍德里亚的镜像理论,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完全隐身,也不存在所谓的“社会学主义”视角,而是以深刻的理论见解开启人的思维,使人对世界的观感多了一种全新的体会。

     

    另一种是具体而微、充分体现人性关怀和多元化生活姿态的感性研究,研究者充分融入,承认自己的主观视野,面对研究者采取的是平等而非居高临下的态度,研究本身也不试图做出“客观的”社会学主义解读,不会给出“好”或者“不好”的评价,比如裴谕新的这本《*望都市——上海70后女性研究》。

    目前来看,能够放弃使自己道貌岸然地运用学术研究方法去说“什么”和“为什么”这种“合法”“权力”、而以接近文学的叙事方式展现被研究者个体的独特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同时作者也畅谈自己个人的心路历程,并且这一切操作方式都完全合乎严格的学术研究规范,经得起最严苛的学界挑剔,这在我国当前社会学研究中,还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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